“中国产业过剩论”其实就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与变体，同时也是中国“脱钩断链论”的必然产物，最终所指向的就是欧美国家日益加剧与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结。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每逢携带着竞争优势的中国产品畅销全球，人们都能听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奚落与打压声音。昔日当中国的衬衣、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俏销世界时，欧美政客编制的“中国威胁论”铺天盖地；后来当中国的电脑、手机等科技型产品劲走全球时，西方政要鼓吹的对华“脱钩断链论”甚嚣尘上；如今当中国的光伏、电动汽车等绿色型产品风靡国际市场时，美欧官员兜售的“中国产能过剩论”又接踵而至。

　　产能过剩的经济学解释

　　产能过剩是一个描述供给和需求发生失衡关系的经济学术语，即在供给超过需求的情况下，都会出现企业生产能力过剩。需要明确的是，产能过剩既有绝对过剩，即较长时期较大范围总供给大大超过总需求；也有相对过剩，即同一种产品在一定时期过剩而另一个时期则回归供需均衡状态；还有结构过剩，即一种产品在一个国家与地区过剩，但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或者全球范围内短缺不足，因此这种产品从全域和全市场来讲并不存在总量过剩。对于单独一国以及世界各国政府而言，所要重点提防与解决的是总量绝对过剩，尤其是全球性总量的绝对过剩。

　　严格意义上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点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经济现象，而且微观领域的任何一个正常企业都会全力与充分利用自己的饱和产能，甚至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产能保持适度富余状态，以便更快捷地抢占市场、更及时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但另一方面，需求却受到许多变因的影响，一件产品前几日还非常抢手，最近几天却消费平淡，对应的是前者可使产能高效率运转，后者导致产能大面积停摆。正是如此，供需的绝对与持续平衡或者说产能的绝对与持续优化是不存在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平衡永远只是相对的，不平衡往往是常态，由此推及，产能的多与少也是动态和相对的，不存在绝对平衡或者持久静止状态。

　　显然，产能过剩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是经济收缩时期都会发生产能过剩。经济繁荣时期，投资者正向预期以及正向模仿力获得刺激，具有非理性扩大投资的冲动，产能随之大量增加，容易导致产能过剩；经济进入萧条阶段，有效需求萎缩与不足，远低于供给量，出现产能过剩。此外，无论经济周期还是非经济周期时期，都有可能出现市场扭曲与资源错配行为，如过度性投资、严重性重复建设以及超强度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都会刺激出更多的增量产能，最终形成产能堆积与产能过剩。

　　对于产能过剩的指标判断，发达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的指标来评价。设备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间，超过90%则认为产能不够；若设备开工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是以79%~82%的产能利用率作为“合意”指标，只是这一指标并不具有普适性，毕竟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状况以及市场需求差异巨大，如果采用唯一标尺来裁量所有国家的产能利用状况，恐怕鲜有国家能够完全达标。

　　产能过剩状态下产品价格会呈持续下滑状态，传递到微观领域就是企业盈利大幅度下降，亏损企业增加，并伴随着库存积压与销售停滞；与此同时，为“去库存”，企业不惜大幅降价甚至恶意竞争。反映了宏观层面，产能过剩会弱化企业投资预期和居民消费预期，诱发出通货紧缩风险，并增加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由于企业信用能力的下降，产能过剩也会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明显增加，金融风险随之放大。因产能过剩涉及供给与需求，解决产能过剩既要在存量上“去产能”，也要在增量上扩消费，也就是用增量化解存量。

　　“中国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

　　历史上产能过剩曾发生在多个国家。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一度出现过度投资进而引致经济过热的现象，年中CPI同比增速竟超过20%；百年之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于是有了资本家将过剩牛奶倒进下水道这一写进教科书的怪诞事实；上世纪70年代，日本、德国等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全球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跌入冰点。中国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产能过剩，除了昔日的钢铁、金属铝等行业外，如今的房地产行业也存在产能过剩，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进行持续的供给侧改革，在坚定“去产能”的同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充分引导；不仅如此，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中国还持续加大清洁能源产能的投入，202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全年新增装机超过全球半数。

　　完全不同于以往本国产能过剩由中国政府主动提出并进行积极纠偏，这一次由欧美国家政客所反复炒作的“中国产能过剩论”，主要聚焦的是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三大中国“新三样”出口产品。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新三样”出口规模1.0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30%。在欧美国家政府看来，这些产品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产能不仅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内的需求，也超过了全球市场的承受能力，且这一状况会对欧美乃至更多国家的产业发展、企业生存和民众就业造成伤害。但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有关中国“新三样”产能过剩的说法其实难以立足。

　　首先看产能利用率。目前中国工业制造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在76%左右，与美国77.3%的产能利用水平相差无几，即便是新能源企业受到行业生命周期的影响，产能利用率略低一些，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头部企业如长安、理想等的产能利用率却始终保持在90%以上的高位，其中比亚迪去年的产能利用率甚至高达159.5%；不仅如此，中国锂电池和光伏组件制造头部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均超过70%，远高于40%多的全球平均水平。对于一个十分活跃且完全优于他国指标的中国新能源领域产能打上“过剩”标签，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

　　再来看销售状况。产能过剩约束下，企业产品往往很难有好的销售行情，但去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国内年度销量达到了775万辆，增长36%，及至今年前4个月，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再增252万辆，同比增长34.4%。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国内渗透率只有31.6%，距离中国官方2033年提升至60%的设想目标相距遥远。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总量目前为2293万辆，约占汽车保有量比重的6%，距离中国政府2030年“碳达峰”情景下新能源汽车占比达到40%同样距离不小。因此，无论是静态市场销量，还是未来动态需求，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国内依然存在广阔的商业前景，产能过剩之说只是杞人忧天。

　　无疑，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供给和需求都具有全球性，一个国家的生产在满足了国内需求后，剩余产品自然可以转向出口市场，而且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国际市场相对份额，借此也形成了举世公认的跨境贸易。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中国出口电动汽车超177万辆，同比增长67%，在此基础上，今年前4个月又新增42.1万辆的出口量，同比增20.8%；另外，目前主要国家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平均渗透率仅为16%，而按照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3年的3倍多。既然全球范围内市场需求依旧旺盛，未来还存在巨大的增量空间，谈何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业已过剩？

　　接着来看利润指标。产能过剩背景下的企业一般很难盈利甚至亏损，但数据显示，虽然企业之间冷暖不一，但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利润率依然同比增长近3%，其中比亚迪更是以日均盈利8230万元的速度盖压全球竞争对手，全年净利润进账高达300亿元，及至今年第一季度，新能源汽车行业利润率依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升格局，其中比亚迪的盈利同比剧增10.62%。对于一个依旧高于盈亏平衡点的行业做出产能过剩认定，显然有悖于基本的理论逻辑。

　　最后重点分析一下质疑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的主要逻辑依据，即中国政府对国内新能源行业的大额补贴形成了本土产品低价出口优势，进而危及全球市场，就此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像中国政府一样对新能源行业提供了财政补贴，其中拜登政府通过的《通胀削减法》为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清洁能源产业提供约3690亿美元税收激励和补贴，欧洲多个国家则从公司税收到个人购置等方面普遍对电动汽车产业实施3000~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而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最新启动了对新能源汽车的“退坡”且目前已经完全退出了补贴，但欧美却仍在持续甚至加强，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不仅没有低价倾销，海外市场售价反而总体高于国内；另外，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仅占自身生产比重的1/8，出口到欧美地区的销量也只是全部销量的13%，同时占全欧市场的比例只有8%，对欧美市场形成冲击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目的是为贸易保护主义背书

　　数百年来，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脱离国际分工和资源禀赋是国际贸易基础条件这一核心圭臬，并在实践中深刻与持续地影响着各国政府的政策主张，更多的国家与企业也得以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与跨境贸易中来，公众也由此看到了宝马、奔驰等欧洲汽车企业持续在中国增资的活跃身影，以及特斯拉去年在华销量突破60万辆的高光时刻。那么，为何同样遵循国际贸易理论的中国新能源出口产品却被质疑产能过剩，直接原因就是欧美国家政府的选择性与排他化认知。

　　首先是对中国贸易出口的“双标”判定。针对中国给予新能源产业的财政补贴，美欧认为导致了以低价为手段的非公平竞争，而自己的政府补贴则被视为扶植优质产业成长之必需；中国产品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热销全球，非常容易被美欧国家认定为倾销，而自己凭借技术优势令旗下的光刻机、芯片等产品走俏国际市场，美欧认为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中国新能源汽车只有生产比重的1/8用于出口被视为出口泛滥，美国芯片特别是高端芯片的80%用于出口被看成是市场需求旺盛；反映到气候变化应对上，西方国家将目前的困境归结为新能源产能不足，却反过来指责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

　　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不断提高市场占有份额的同时，也加快了朝着高附加值产业上游地带迁移的步伐，从而引起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塑，也驱动了资源要素与既有利益在不同市场主体间的重新配置，尤其是像中国新能源产品的出口，更是直接动摇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本就处在层级较高位置的欧美国家垄断地位。

　　虽然不同阶段的措辞有所不同，但“中国产业过剩论”其实就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与变体，同时也是中国“脱钩断链论”的必然产物，最终所指向的就是欧美国家日益加剧与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结，对此，只要看一看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即将开征的高额关税以及欧委会行将对中国光伏产品启动的反补贴调查，还有那张被美国不断拉长的中国企业“出口管制”清单，便可得出更加清晰与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