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一本好书?
——《青少年阅读教育九问》之四
文本 | 李毓辉
关于休闲阅读或功利阅读,我尊重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和理解程度选择任何书籍阅读。所谓“开卷有益”。但就阅读教育而言,必须谈谈书籍的选择,因为青少年的时间宝贵,而现在的“书”太多了。不算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出版物,国内官方出版物每天就有近千种。写书、设故事,已经渐渐失去了农耕时代的神秘感和庄重感。我亲眼看到有人花大价钱把散文集、诗歌集、“学术著作”出版出来送给大家,利用新时代的便利来满足旧时代的虚荣心,或者坑蒙拐骗。因此,这些书大多读不下去。还有的为了迎合购书者的口味,不花钱请署名,写书就是为了赚钱。 各种畅销书,什么成功学、养生保健、玛丽苏小说、心灵鸡汤、玄幻小说、悬疑推理等等,大多只是为了消遣,如果学生沉迷其中,就是在浪费时间。
更难分辨的是那些“文化味”浓重的书籍:文化味越来越淡,但“味”却越来越重,值得警惕。书商深谙读者心理,知道家长普遍有文化崇拜,学生出于青春期的虚荣心也愿意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用各种手段引诱他们购买——
一种方法是“点击诱饵”。比如按照他们的做法,我的文章标题就应该这样写:震惊!北京名校为何接二连三地出状元?不为人知的秘密:名校名师是如何成名的?一把辛酸泪:帅气男老师怎么了?好吧,我编不下去了。但如果你脸皮真的厚,点击率肯定会提高,不会像现在这样,写完没人看。
第二种方法就是“明星效应”。有的作者本身就是电视“明星”,有的在招募明星做宣传,有的则是两者兼而有之。最近我在看朋友圈,看到《蒋勋老师详谈红楼梦》爆红。广告词是“蒋勋老师的声音是林青霞安眠药的一半”。听话的读者会想:林青霞是大明星,大明星都喜欢,我也要听。宣传的效果就这样达到了。像我这种不听话的人会想:能哄女人睡觉的东西能有多好?不过好奇心一动,也听了一集,好像是第五集“贾宝玉穿越太宇境界,义警仙子演红楼梦”。这个时间是全书的重大关口,有太多地方可以挖掘。 不过请恕我冒昧,虽然蒋老师一定看过《红楼梦》,但除了讲提纲以外,理解和学识并不十分了得,有的地方连基本的发音和意思都搞错了。听了这颗“半颗安眠药”,我竟然没看《红楼梦》原著,也没看王国维、蔡元培、鲁迅、胡适、牟宗三、李长之、端木蕻良、吴世昌、余英时、俞平伯、何其芳等人的著作,就睡着了。对于学者来说,严肃的研究,对林青霞来说不可能,对立志学问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不安全。然而现实中,宣传者终究还是胜利了。连我这样一个不听话的人,难道也没看剧集吗?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不管读者怎么想,在噱头面前,大家都是低头的。
蒋勋老师是个学者,毕竟花了不少心思,讲得好不好,那是以后再说了。有一种出版社,连原创的想法都没有,找热点吸引读者,找权威机构背书,纠集写手,拼凑来源不明的零碎材料,设计一个令人震惊的封面,用不到十天半的时间,就出了一本“新书”。
到了机场,我把带的两本书看完,就到书店里逛了半个小时,什么书也看不完。我花钱买书,但拒绝轻易买书,既浪费钱,又助长不良风气,侮辱智商,损害形象。后来,登机广播第二次播报,我只好赶紧抓起一本封面简朴、文化气息浓厚的书来看看。书名是《北大历史课》,精装的,覆了一层薄膜,不买是不能打开的。我瞥见封面上有陈寅恪的字,封底有钱穆的字,心想买一本北大名师的历史讲稿,也算值得。上了飞机,我急忙撕掉薄膜。 看了十几秒,我才明白自己被骗了:这本书和北大没关系,和陈寅恪也没关系。 唯一有点关系的,就是钱穆先生的文章《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被拿过来“序言”了。其余都是一些关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知识碎片,按照时间顺序拼凑起来的,每个碎片有1800字。以我对历史的粗浅理解,是基于教科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百度百科,当然不能谈历史观和知识,满篇胡言乱语,错误百出。编者署名是“经学课程编委会”,这个编委会是教育部、北京大学,还是其他学术机构的?没有一字不差的介绍,我怀疑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草根队伍。再看看出版社:北京XX出版社。这么一本对小学生可能没什么益处的粗制滥造的书,但因为据说是名校名师,我还是饶有兴致地买下来,打算好好研究一下。 仔细想想,感觉跟相亲遇到妓女一样失落。说到底还是自己魔力不够,没有“猜隔断上的碎片”的本事。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有益经验是:从今以后,再也不买贴了保护膜不让看的东西了。
好书不从俗,从俗就没有好书,这是我“大写的大胆”提醒。千万不要从俗,不是在语言风格上,也不是在题材上。好的作家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讲解深入浅出,贴近生活,这是优点,不是缺点。但如果作者和书商合谋,在创作、出版时,只图名利,一味迎合消费者的口味,或者通过选题、包装,或者明星效应,刻意刺激读者敏感的神经,这里面没有真正的才华和学问,甚至经不起推敲,一定只是一种庸俗而已。
鉴别的方法也很简单。好书就像《静女》一样,“静女和她的书,在城市的角落等我。她没看见,抓着头犹豫。”重庆的书满是花枝招展,站在街头,频频被人偷看、偷笑。解决办法是:别买。我这句话可能有些偏激,但这里还有更偏激的东西。村上春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读在世作家的书,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读这些书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虽然他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从这句话来看,还是有希望的。
选书之难,不仅在于书籍本身良莠不齐,更在于一种很伤人的浅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所谓的好书,就是只写真善美,不写假恶丑的书,只有“正能量”,没有“负能量”。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说,涉及色情、暴力、阴谋、犯罪、权势、谎言、欺诈、迷信等内容的书最好不要看。道理很简单,看了之后很容易学到不好的东西。
我曾经驳斥过类似的观点。在我看来,书就像燃料,可以点灯、照亮人,也可以杀人、纵火。善恶在于人,而不在于书。《红岩》固然好,但马里奥·普佐的《教父》也不错。前者讲革命者舍身赴死的慷慨,是正面的宣扬,后者写资本主义正义的黑暗,也是反面的深刻揭露。从情节和语言上看,后者大概比前者要好。因此,对于能正确理解、理性运用的人来说,两者都是很好的阅读材料。但据我所知,中学课程里,讲《红岩》的人很多,讲《教父》的人很少。同样,讲《平凡的世界》的人很多,讲《1984》的人很少; 谈论《红楼梦》的人很多,谈论《金瓶梅》的人却很少。不少人文社科课程的开发者和教师在阅读问题上或多或少受到了“门外汉”的影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立场和传统道德因素,而这种强调往往是肤浅的、狭隘的,缺乏哲学思考,导致书目推荐方面出现诸多顾虑。最后,为了保险起见、省事,大多秉持“筑墙清场”的原则。
当然,我并不是提倡学生天天读《教父》、《1984》和《金瓶梅》的全本——事实上,全本也很难找到。我的意思是,学生不妨读读这些可能引起争议或产生负面影响的书。世界并非统一,人间并非天堂,有许多可恨、可憎、令人厌恶的东西。展现美、揭露丑陋,是文学的天职。何况,除了思想素质,还有艺术性要考虑?鲁迅说,会杀才能活,会恨才能爱,会活、会爱才能文艺。从培养学生心灵的角度看,只读那些一眼看上去政治正确或道德正确的“好书”,岂不是近乎培养盲从和幼稚的傻瓜?
为了不浪费生命,少读或者不读商业快餐类的书籍;为了心智成熟,多读需要价值判断的书籍。这是我对学生选择书籍的一般建议。
如果我们正面谈论,一本好书的标准可以包括:
当作者为自己写作时,他写作的动力越大越好。
两位作者都经历过人生的悲哀和世事的苦难,悲哀越深,痛苦越深,就越好。
这三位作者很有价值,也很自信。同意他所赞同的,反对他所反对的,也许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但不要保持中立。
开始阅读《四大名著》并不容易。第一次阅读时总是很难理解。越难,越难放下。越难越好。
你感受到的、但说不出来或者从来没想过的事情越多,他就越容易表达出来。
六是可以一生反复阅读的。经历越深,知识越高,你就越想再读一遍,你就越明白。
Seven很有趣,很有幽默感,经常能让你因为严肃的事情而发笑,也能让你因为平凡的细节而哭泣,而不是“让你昏昏欲睡”——你看过《小王子》吗?
八十一本好书,让你对这个作者产生信任和敬佩,迫不及待地想购买他的全集。
读完这本书,你会不自觉地模仿他的语气,甚至用他的角度和逻辑来看世界,尽管从来没有人要求你这么做。
十、在当今社会,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这本书虽然被传闻推崇,但真正读过的人却很少。
…
这样的标准可以写得无穷无尽,但适可而止。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经典”。我承认我模仿了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表达方式——他在《我们为什么读经典》一书的前言中给出了许多关于“经典”的定义。我像他一样,在说话前仔细思考。
比如鲁迅的书,基本都是不错的。题外话,有人认为读书应该兼收并蓄,把大家的书都读一遍,我也不反对。但事实上,似乎只有那少数人,才是一生执着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有实力的作家都是有限的,他们往往“才华横溢”。就像我们身边的才子一样,他们真的有能力,什么都能干。不信你去看看《唐诗三百首》,李杜选了多少首?或者《古文观止》,苏轼选了多少首?显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就是这样一位作家。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鲁迅全集》的时候,就思考过这个问题:除了才华和人品,鲁迅的各种文章写得那么好,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了,答案就在《自动序》里。
鲁迅绕了好远的弯路才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小说,最后才出版了这本小说集。他先是说自己年轻时有很多“梦想”,后来大部分都忘了,但没忘掉的那一部分,成了这本书的缘起。哪些梦想没有忘掉?对他来说都是痛苦的。
第一个梦想从父亲去世开始:父亲患病,他请了中医给他治病,花了不少钱,吃了很多怪药,最后一天天死去。鲁迅家境也从小康社会跌入困境。在忍受丧父悲痛的同时,他看清了人世的真面目,他的第一个梦想由此而来:去不同的地方旅行,走不同的路,寻找不一样的人。
第二个梦想,还是跟父亲的去世有关。到了南京矿物学校,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见识了不一样的人,学到了不一样的“知识”,发现中医只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开始同情跟自己一样受苦受难的人们,也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源于医学的事实。第二个梦想就此诞生:去日本,“毕业后回来,像父亲一样救治误入歧途的病人的病痛,在战争时期当一名军医,同时也坚定了中国人对维新事业的信念。”
如果第一个梦是一次自发的逃脱,那么第二个梦就是一次有意识的获救。
在第三个梦里,鲁迅的“救治”路径因为经历了所谓的“滑梯事件”而改变。有学者说,其实那并不是滑梯事件,真实的情况是鲁迅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张照片,不管怎样,他发现救治生理病人意义不大,“就是没有意义的宣传品和看客,病死也不可惜”——我很喜欢鲁迅发自内心的表达——所以他是时候改造民族精神了,而这才是推动新文艺的第一步。如果说第二个梦是年轻人的激情冲动,那么第三个梦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成熟而理智的决断。
结果呢?他参与创办的杂志,甚至还没出版就胎死腹中。他感到孤独的悲哀,于是隐居起来,“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的灵魂”。就在快要奏效的时候,钱玄同来劝他写文章,《呐喊》里就有十几篇“像小说一样的东西”。这时,鲁迅的立场已经完全不同了,他知道自己不是举臂响应群众的英雄,只需要用自己的“呐喊”来“安慰在孤独中奔跑的勇士,让他不至于畏惧前行”。
鲁迅在论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现译为《玩偶之家》)时说:(作家)就像黄莺,因为要自己唱,所以才唱,不是为了让人听了有意思,有益。这句话也适用于自己。鲁迅根据自己的经历、情感和自觉意志写了《呐喊》:每一个梦的诞生和幻灭,都给他带来了创伤性的经历;他的父亲,和他父亲一样是个病人,身体健全,精神却瘫痪了。公开的展示材料和围观者,和他经历过的一样在寂寞的地方奔跑的战士,都给他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无尽的距离,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这种侠义之心或者时代赋予的责任,唤醒了他的自觉意志,他想写点什么!
至于“铁房子”的比喻,也只是轻描淡写。“不过,现在有少数人起来了,你不能说这座铁房子没有摧毁的希望。”在序言中,这是金心懿(钱玄同饰)劝说他并产生效果的话。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么简单的道理。鲁迅需要别人的启发,然后他才想:他愿意自己动手,否则,他怎么会如此势不可挡?
所以,一个为自己而写,有写作动力的作者,就是好作者,这样的书很可能是当之无愧的好书。我们看看《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本来可以慷慨赴死的司马迁,为什么会忍辱负重写完《史记》?我们再看看第一章,曹雪芹为什么会用十年心血和泪水写出《红楼梦》?恐怕,自己所做的,无非是自己未竟的心愿,未竟的理想,或是自己无处发泄的失意。文章痛恨命运,这样的作家,往往命运不好。正是命运不好,才使得不朽的文学成为可能。这种文章,是怀着人生去写的,不太可能迎合大众的层次,主要目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读起来会比较慢,上手会比较慢。 但他所经历的、所思考的,却比常人更深邃、更广阔。他能说出常人所不能说的话,能说出常人所未曾知道的事情。读者一生对人生了解越多,学识越深,就越能体会他文章中的酸甜苦辣,一生温故而知新,犹如老友一般。
因此,我的十条标准是严肃的,至少前六条是有内在逻辑的。
他们是怎么想出“十景”的?鲁迅不是说中国人有“十景病”吗?也许是因为我有病吧。其实就是想这样,没有理由。
既然问题已经说完了,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再补充一点:这些标准一般都是针对人文社科类书籍的。自然科学类书籍好坏无所谓,都是纯粹中性的知识。年轻人还是多读书吧。当然,作者要用心良苦,认真写作,但也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兼顾伦理、科学和趣味。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好书,都有固定的读者群,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适合它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是我们选择书籍,而是书籍选择我们:看一个人读什么书,就能衡量他的体重。
关于作者
李昱晖,高级教师,西城区先进教育工作者,语文学科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与领导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教学副主任、文科人才培养项目负责人、文科实验班教师,中国教育学会“十二五”国家重点项目“普通高中文科实验班课程改革”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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