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拉面与东亚社会变迁

日本的国菜是什么？在中国，很多人会以为是“寿司”。然而，直到你走在东京的街头，你才会发现，拉面才是真正的国菜。

每到傍晚或者半夜，下班的白领们如果不想去酒馆放纵或者回家做饭，就会随便在街边的拉面馆“吸”上一碗拉面。

大大小小的拉面店遍布东京街头，数量不亚于我们的川菜馆。人们爱吃拉面，并以此为荣。在横滨，你甚至可以找到一家拉面博物馆，里面各式各样的面汤让人赞叹不已。日本人对美食的精益求精，据2007年的统计，绝大多数日本海归回国后都想吃拉面，而不是寿司。

拉面已经成为了日本人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甚至是日本料理的招牌菜，很多日本人也相信这一点。

日本日清杯面博物馆，你可以在这里选择自己的食材来制作一碗自己的方便面

拉面是日本料理还是国菜？

这对于我们这些吃惯了刀削面、阳春面、兰州拉面、担担面的人来说，似乎有点难以接受。

毕竟在中国人的认知里，中国才是面条的发源地，而150年前日本还是一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

但事实是：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拉面被日本人成功改良，并被推广为软实力，迅速风靡全球。这让人不禁好奇，拉面的日本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拉面：饮食中的日本历史》作者顾若鹏整理了中日面条的历史，并采访了搞笑艺人、餐饮专家、演艺经历者、拉面店老板、食客以及美食史学家，讲述了一个关于食物与时代变迁的有趣故事。

一碗热腾腾的日本拉面，其原料——面条、肉类以及各种调味料，都是日本与东亚各国之间相互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

明治时代之前，日本人很少吃肉，对面食也没什么兴趣。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国家变革之路，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新文化的传播、新产品的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为拉面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日本拉面的起源究竟是怎样的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始于江户，盛行于明治，定型于大正，成功于昭和。

江户幕府统治下的200多年和平时期，使得关东和关西地区出现了不同咸度的酱油和不同口感的荞麦面、乌冬面。到了明治时代，肉食习惯开始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国策为“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时代，吃肉意味着学习西方，意味着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

1870年，福泽谕吉在《劝学》的同时，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应该吃肉》的短文，用可怕的语气警告日本人，如果他们不吃肉，他们就会从地球上消失。

1872年，明治天皇在例行公文中宣布，将带头吃牛肉；同年，政府还告知民众，僧侣也可以吃肉（当然，寺庙里的僧侣们强烈反对这一政策）。

肉食的普及为拉面中的牛肉和汤带来了机会。

不过，如果要说对拉面诞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的话，那大概就是居住在横滨等地的中国人了。

1884年，北海道各城市出现了“南京荞麦面”；1887年，福建人陈平顺在长崎开设了一家餐馆，取名“四海楼”，他将当天吃剩的食材与面条和汤混合，发明了长崎名菜——杂拌面。

甲午战争前后，许多中国留学生赴日，居住在横滨、东京、神户、札幌、长崎等地。由于饮食习惯不同，生活困难，不少中国人开设了各种餐馆招揽顾客。中国面条营养丰富，价格便宜，极大地满足了日本产业工人填饱肚子的朴素愿望。

明治时期，很多中餐都是在西餐厅里和西餐一起出售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南京荞麦面”，就诞生于函馆著名的西餐厅“与我轩”。这让人不禁想起明治初年的社会风气——外来文化没有被排斥，而是一律接纳。

现在的四海楼

明治末期，一项重要的发明让拉面变得更加美味：味精。这种添加剂由日本帝国大学的池田菊苗教授于 1908 年发明，无论是加入肉汤中还是制成清汤，都能为食物增添美味。

过去，为了做出鲜味，主妇们需要将汤料熬上几个小时，而现在只需加入一勺味精，大大降低了烹饪成本，从此风靡全球。许多人都尝试模仿味精，其中最成功的是来自中国的吴云初。

20世纪20年代，吴云初破解了味精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就是现在中国家庭常吃的味精的由来。吴云初为自己的发明取得了专利，而味之素（日本味精公司）则以侵权为由起诉吴云初，但吴云初言辞有理，并以“国货”作为宣传口号，让对手颇为无奈。

到了1928年，中国本土味精产量已超过从日本进口的总量，中国味精成功打败了日本味精，成为日后中国厨房调味品的霸主。

大正时代是战前日本最开放、最和平的时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让夜生活更加精彩。

工人、学生、城市白领经常深夜回家，在路边摊填饱肚子。

于是，各类“中华面条”和“中华荞麦面”开始流行，成为普通街头常见的美食。

虽然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逐渐降温，但日本社会却兴起了一股中国文化消费的热潮，人们比以前更加喜爱中国的服饰、歌曲、饮食，中日交流呈现出一幅不一样的景象。

1919年，谷崎润一郎在《朝日新闻》上大力推崇中国菜，认为沈阳餐馆的菜比东京任何一家餐馆的菜都好。

虽然在明治、大正时期拉面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战前日本社会的主食还是以白米为主，只有富人和士兵才能吃上精白米饭，乡村里的农民吃的还是糙米这种粗粮。随着侵华战争和二战的爆发，日本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粮食储备逐渐被掏空，日本人的饮食被迫发生改变。

昭和时代的军政府坚信，吃大米是大和民族认同的重要象征，即便只吃白米会导致体内缺乏维生素B1，引发严重的脚气病，也没关系。

1936 年，日本运动员孙基忠在柏林奥运会上获得马拉松冠军。日本当局将孙基忠的成功归功于他以大米为主的饮食，而忽略了孙基忠其实是韩国人（日裔）。

大米为国粮的疯狂信仰，导致战争期间征收的大米总量增加了4倍，当地民众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支撑前线部队的全部供给，在这样的情况下，以面条为主的替代食品成为了许多日本人的生存口粮。

首位亚洲奥运会马拉松冠军，52年后他终于能代表国家，手捧奥运圣火进入赛场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帝国主义粮食形象轰然崩塌。由于与战前所有殖民地和占领区断绝关系，日本一下子失去了粮食进口渠道。加之粮食消费过量，1946年日本陷入饥荒，例如大阪，据统计，每月有60人饿死。

在治愈战争创伤的同时，占领军和日本政府也必须想办法缓解饥荒，不仅如此，他们还需要通过食物来提振人民的精神。

1946年，美国占领军决定将750万磅剩余面粉交给日本政府，这批原本打算作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军粮运往菲律宾的食品，却变成了日本战后的救灾物资。

粮食短缺和面粉的进口，深刻改变了日本社会的饮食文化。各地面包消费量大幅增加，甚至学校伙食也用面包代替米饭。但由于日本家庭普遍缺乏制作面包的烤炉，以面包为主食的习惯长期未能形成，面粉最终仍是一种剩余物资。

不仅如此，由于面粉是战后美国“捐助”给日本的重要物资，这种主食似乎还带有一些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内涵。

战前，许多人认为日本人吃的食物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如果将来日本人全都吃面包，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将被迫接受美国的经济控制，日本的民族文化将从此逐渐消失？一些人对此感到担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饮食文化来重建国家。

1958年，在距离大阪不远的池田市，一位破产的商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拉面。

它被密封在一个塑料袋里，人们只需打开袋子，把面条放在碗里，倒入开水，盖上碗，耐心等待三分钟，加上调味料，就能得到一碗美味的拉面。

晨间剧《万福》改编自安藤百福和他的妻子的故事

这位商人就是安藤百福，他的发明成为了日后宅男们的必备食品——方便面。

安藤百福出生于日治时期的台湾，1943年因涉嫌偷税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后又被驻日美军关押。出狱后，他身无分文、饥肠辘辘，在家乡的小棚子里，改良从台湾华人那里学到的拉面技艺。

安藤百福在面粉中加入碱水，使面条更有嚼劲，并将生面油炸脱水，变成硬面。油炸后的面条，进入热水后能迅速变软，恢复原状，且不失原有的味道。为表达对中国和日本的敬意，安藤百福将自己的拉面公司命名为“日清”，这也是如今日本最大的方便面公司日清食品株式会社的由来。

时至今日，日清拉面依然是日本最美味的方便面，其多样的口味和神奇的广告让人印象深刻。

日清拉面与《进击的巨人》联合广告

方便面诞生于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时代，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日益密集，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许多企业将男性员工派往城市郊区开拓商机，形成了“单身打工”（独自在外地打工）的社会文化。

对于在外打拼、独自生活、很晚才回家的人来说，一碗便宜又美味的方便面成了日常生活的首选。简单方便的烹饪也把女性从繁忙的家务中解放出来，让做饭变得更加轻松，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战后社会大变革中，拉面象征着一种新的社会意识，与人口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步发展。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华面条”逐渐失去了身份认同，被日本民众普遍接受为“国味”。

在历史研究中，食品史很少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即便是《拉面：食品中的日本史》一书的作者顾若鹏，也专门研究日本战犯审判史和中日关系史。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军事、政治、人物才是历史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日常生活太过平凡、太过庸俗，根本不具备历史写作的价值。

然而，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抗议：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历史的演变与精英们的决策同样重要。

日常琐事不断发生后，“经过反复发生，便具有了普遍性甚至结构性，侵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打下了烙印。”历史的演变侵入人们的衣食住行，从而造就了今天的社会文化。

方便面不仅与日本社会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也是中韩经济复苏历史的一个缩影。

安藤百福发明方便面约五年后，韩国三洋食品引进机器，开始在韩国生产三洋拉面。1960年代初的韩国与战后的日本类似，经济惨淡，政治混乱。朴正熙以军事政变手段上台，不到三年便掌权。

作为独裁者，朴正熙深知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在美国面粉供应的帮助下，朴正熙政府于1965年制定“混合面粉奖励政策”，鼓励民众购买方便面。几年之内，方便面的销售量从240万袋增加到1500万袋，增长了6倍，方便面在韩国民众中逐渐流行起来。

1986年，韩国美食中的美味辛拉面诞生，韩国农心公司推出“石锅牛肉拉面”，并以公司老板辛春浩的姓氏命名为辛拉面。

在辛拉面推出之前，韩国拉面的口味都比较清淡，农心认为辣是韩国人最喜欢的口味之一，所以花了一年多时间研发辣椒配料，经过200多次实验，才最终做出辛拉面。

韩国最好吃的方便面——辛拉面

辛拉面是在首尔亚运会和首尔奥运会期间推出的，当时的总统全斗焕为了刺激经济、鼓舞民心，大力宣传辣味是韩国料理的特色，而农心作为首尔奥运会的赞助商之一，也借此机会大力推销辛拉面。

当时，一碗方便面的平均价格在100至120韩元之间，但农心的辛拉面售价却高达200韩元，是普通方便面价格的两倍。很多人对辛拉面持悲观看法。但高昂的价格并没有降低辛拉面的销量。上世纪80年代末，韩国经济刚好赶上“低利率、低油价、低汇率”的热潮。随着韩国逐渐走向民主化，人们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消费模式也越来越高端。

结果，辛拉面的销量在一年后增长了6倍，彻底将三洋拉面挤下市场，成为韩国方便面的无冕之王。如今，韩国已经成为方便面消费大国，人均年消费量达80包，而日本仅为40包。即便在如今的韩剧中，依然能感受到这种王者气息。

在《请回答1988》里，一家人一起吃面条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方便面在中国的历史也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就在汉城奥运会开幕四年之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加速了市场化进程，众多外商、外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

1980年代末，台湾石油商魏应洲四兄弟带着1.5亿新台币来到大陆办合资工厂。由于不熟悉大陆的制度和经济环境，很快亏损过半。1991年第一季度，魏应洲不仅没有赚到钱，还亏损了2000多万。半年后，通辽最后一家石油厂也因亏损不得不关闭。四兄弟到处周转资金，试图稳住投资者最后的信心。

1991年，魏应洲的四哥魏应兴带着六桶台湾方便面到大陆出差。他在泡面时，火车上的人问他从哪里买的，为什么泡面这么香。“大陆那么大，坐火车的人又那么多，方便面的市场该有多大！”从哥哥那里得到信息的魏应洲立刻意识到，大陆的方便面生意潜力巨大。

当时一包好的进口方便面要五到十元，普通百姓买不起。1992年，魏应洲从台湾回到大陆，走访了内蒙古、辽宁等省份。他发现北方人口味重，于是研发了红烧牛肉面，并在天津设厂。这家刚成立的公司，就是后来康师傅方便面的老板——顶新食品公司。

1992年8月，中国队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金牌时，商场柜台上出现了一袋毫不显眼的方便面，和方便面鼻祖日清拉面一样，康师傅的诞生可谓恰逢其时。

1992年，正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的那一年，在“发展才是真理”的论断下，无数人涌向东南沿海，寻求发展机遇。方便面不仅是火车上的好伙伴，也是农民工的第一顿营养快餐。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售价为1.98元，刚好满足了当时市场的需求，销量猛增，不到两年就卖出了2亿包。

康师傅的成功，让早已进入大陆的统一方便面眼红不已，为了突围，他们在20世纪最后几年改变营销策略，将销售对象转向青少年，并推出食用更方便的方便面。

为了吸引眼球，统一企业相继打造小浣熊、小小厨神等企业形象，并在方便面中附加交易卡，吸引更多年轻人购买。

1999年，统一集团授权广告公司奥美，将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好汉和四大恶人画成人物卡，印在泡面内，此举迅速引发了泡面卡的收藏热潮，堪称千禧之际一场史诗级的营销战役。

当年的水浒卡牌很多都借鉴了同时期的日本动漫，比如上图两个人物就借鉴了侍魂的设计（图片来自知乎：黑龙）

由于卡片设计精美、品质优良、广告宣传力度大，“买方便面集水浒卡”通过口口相传在中小学生中广泛传播（在那个年代，最基本的通讯工具还是电话和传呼机），并迅速风靡全国。

一夜之间，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购买泡面，一些人民币玩家拿着卡牌和丢弃的泡面与其他孩子交换。水浒卡牌的流行促使统一公司推出了三国卡牌和封神卡牌，最终将康师傅打造的“小虎队”彻底挤出了青少年市场。

就在少年们疯狂吃面、集卡的时候，统一方便面的销量却翻了N倍，据说笑得合不拢嘴的领导用当年赚到的利润盖了一栋办公楼。

康师傅、统一两大方便面巨头，在21世纪继续争夺中国人的胃，当宅男、屌丝等亚文化兴起，方便面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

一碗小小的方便面，蕴含着历史的复杂变迁。谁说历史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注：本文转载自公众号“dandu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