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成功学被娱乐化解构，公众对这种带有传销洗脑特征的认知方式愈发警惕。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年“人生教练”一词的走红，让人有些意外。乍一看，这个魅力十足的术语似乎是成功学的另一种变体，或是一碗“新瓶装旧酒”式的心灵鸡汤。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本土新创。

“生活教练”作为一种职业，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并在西方世界迅速发展，成为至今的热门行业。在一家生活教练机构的宣传网站上，这份工作被定义为“一种通过改善被辅导者的心智模式，以释放其潜能、提高效率的管理技术”。换言之，生活教练利用专业知识，分析被辅导者的情况，激发其潜能，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实现其期望目标，从而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不过，即便在中国，生活教练也并非是去年才出现的新概念，中学、大学的“职业指导”和“择校指导”已经承担了相当程度的生活教练功能。而且，尽管各机构不断强调自己与传统心理咨询的区别，但两者之间还是有不少交集。但它之所以在去年受到关注，恐怕也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有关：用网友的话来说，生活教练其实就是来治“心力衰竭”的。而与之相伴，其高昂的价格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每小时数千元的咨询费让人直呼“不配心力衰竭”。那么，生活教练到底管用吗？花这么一大笔钱让别人“指导”自己的人生，值得吗？

生活教练：首先是行动的监督者

与生活教练一起出现的还有一种指导方法，叫做“生命教练”。这种个人自我提升的方法在西方被广泛应用，并在本世纪初引发了许多研究。国外的生活教练基本上已经被证明是成功和有效的。通过生活教练，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生活教练应该为咨询者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2003 年悉尼大学的一篇高引用论文，为人生教练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训练师需要在一开始就设定一个目标，拿出相应的行动计划，然后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你需要有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通过个人洞察来监控自己的行为，评估自己近期的表现。然后，改善不理想的表现，维持良好的表现，不断递归循环，最终就能达成目标，提升自我。

听起来似乎并不玄乎，甚至在我们很多初中、高中学生提高成绩的方法论中，都融入了这种目标导向模型：我期望我的数学成绩提高到130分，我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但有意思的是，模型中提到的两种能力其实对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自我反思和洞察。这就要求执行者同时是一个观察者，既能在过程中高效执行计划，又能在过程之外深刻理解自身处境。很多人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需要外力的介入。就像不是所有的初中生都能自己制定提高成绩的计划一样，他们需要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显然，这就是生活教练发挥作用的地方。

电影《罗拉快跑》剧照。

另一篇来自悉尼大学的高引用论文，研究了拥有专业知识的专业生活教练与互相监督的同侪，也就是“业余生活教练”（peer coaches）之间的区别。他们经过对照研究发现，在有专业生活教练陪伴后，他们确实更能实现自己期望的目标，取得更大的进步，也更能理解和适应自己的生活环境。不过，在心理健康改善方面，两组人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生活教练实际上作为一种外部理性力量干预了他们自己的行为，使他们的行为得到预期的反馈。但他无法干预实际的心灵，导致心理状态发生改变或发展。可以说，现在被证明的生活教练能做的事情，更多的是督促人们更有效地行事。

《技术体系》，作者：安德鲁·芬伯格[加拿大]，译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科技哲学创新团队，版本：Flint｜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7月。

这里不得不提到哲学上的“行动悖论”。在《技术系统：理性的社会生活》第一章中，芬伯格将此视为人类的一种本体论缺陷。这一悖论来自与牛顿力学的对比。我们都知道，当人们在物理层面上做出一个动作，施加一个力时，会得到一个反作用力。这种因果反馈在日常生活中失效了。我们做出一个动作之后，肯定会得到某种反馈，但这种反馈并不明显。所以我们认为自己是自主的，独立于我们生活的世界。尤其在当下，在所谓的“不确定时代”，人们普遍有一种迷茫和焦虑的情绪。相比于之前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种“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昂扬自信，“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来”，或许才是面对未来的主流情绪。

我们越来越脱离自己所处的世界，这时，我们渴望一种外在的、坚实的、理性的力量介入，提醒我们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这自然成为一种必需。生活教练似乎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不过，“监督者”还不足以形容生活教练的全部工作，毕竟人们采取行动的前提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很多人的困惑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教练在发挥监督作用的同时，还要扮演心理辅导的角色，正如他们宣称的那样，能够用专业知识解答疑问，帮助人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问题是，这种外在的理性力量真的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吗？正如有网友评论的那样，是生活教练帮我们解开了疑惑，还是我们只是花了高额的费用，产生了“不想浪费钱”的内在进步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把整个人生都交给外在的力量，我们似乎就失去了主动权，所谓的“找到答案”只是在答疑解惑的面具下被引导和欺骗。我们是否应该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他人，又凭什么认为别人能更了解我们呢？

了解自己还是自己选择？

私人经历不为他人所知，这是一种很强的诱惑。如果心理咨询只是观察患者过去的生活轨迹，通过交流和观察找到导致心理问题的关键点，从而解开心中的“结”，这还算符合人们的期待。但从谈话中了解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天赋潜能和未来目标，并据此制定适合自己的计划，就有些困难了。因此很容易被人联想到一些“洗脑”和“成功学”。其实，了解别人的私人经历并非不可能——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一个人如何感受到痛苦（这是私人经历），但我们确实可以知道别人“感受到痛苦”（这是公共经历）。为此设计了一个叫做“盒子里的甲虫”的思想实验：

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一种叫做“甲虫”的东西。只有每个人才能看到盒子里的东西，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看到的是“甲虫”。那么，现在我们来讨论甲虫吧。无论甲虫长什么样——螽斯、瓢虫或天牛，甚至它们里面是空的——都不会影响大家的讨论。换句话说，如果“甲虫”只用来指盒子里的东西，那么里面的东西实际上并不重要。

甲虫实验是为了说明一个前提：对于盒子里的东西，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私人经验来判断是否看到了甲虫，但这个东西是不是甲虫，与公开讨论无关。换句话说，是否有私人经验，与讨论无关。当我们讨论语言对对象的指称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用法，而不是对象本身。只要我们在同一个用法系统中，我们就能分享一些共同的东西。因此，这为别人理解我们留下了很多空间。

电影《罗拉快跑》剧照。

当然，我们目前为止讨论的只是“经验”，而不是“规划”。虽然可以了解他人的过去，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特征，但为他人规划未来是否合理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它来自黑格尔。在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体系中，主体产生的一系列能动行为，不仅要包括主体的“深思熟虑”行动，还要包括主体的“意图”，即对这一行为的后果和意义的认识。但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行动之前，而是发生在行动之后。行动的意义永远是一种回溯和辨识，而不是事先对意义的规划。比如我们经常问的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科技革命发生在西方而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个问题的陷阱在于，我们其实是在“科技革命先发生在西方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之后才去质疑这一事件的意义，而不是说某种先天的历史过程决定了科技革命会发生在西方。

回溯成为事物意义的逻辑顺序。这必然导致行动结果和意义的公共性。毕竟，当我们回溯过去时，我们其实是把一个事件置于一个社会关系中，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必须包含公共框架下的要求。因此，一个人的一系列行为模式、处事方式可以被别人总结，并作为展望的依据，这是合情合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规划”其实就是总结。别人之所以能帮你指引未来，是因为他们拥有更专业的知识和强大的总结能力。

《视差视觉》，作者：[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译者：季广茂，版本：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主动的、自由的，似乎是建立在我们对过去公共经验的熟悉之上。一个人在社会秩序的因果链中越是自在，就越“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破坏规则”。这也是生活教练发挥作用的机制，他们实际上成为了社会公共经验的化身。但齐泽克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由不是发生在理解经验的层面，而是发生在选择的层面。在《视差视野》中，他这样描述：

自由的空间不是第一层因果链中神奇的裂缝，而是我能够追溯性地选择/确定哪些原因将决定我的行为的能力。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道德”代表着承担这一责任的勇气。

这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并不体现在一个人能多准确地总结过去的行为模式，而体现在能自由选择如何将自己的行为与公共经验联系起来。在这里，生活教练就显示出了它们的局限性。作为公共经验的体现，他们代替你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将你的生活引导到最符合社会规则和秩序的道路上，以换取迷茫的消除和焦虑的缓解。但这也表明，生活中其他由自己决定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这也是生活教练区别于心理咨询的地方——他们不仅指出过去，还会为你选择未来。

与其选择生活教练，

最好选择生活训练

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活教练在中国的出现，其实是时代背景下心理和行为的症状。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极度不确定的时代，面对自由主体的焦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通向何方，因此需要一个代理人来替我们做选择；另一方面，即便我们希望实现理想的未来，但行动力不足，需要我们聘请一个督导者来为我们提供定心丸。我们是否应该选择生活教练？好处当然是，他会在复杂的处境中，给你难以置信的安心；但代价是，他让你失去了自由选择未来的机会。

当然，选择与否人生教练也是一种自由，就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能看到终点的稳定工作一样。能看到终点的工作，不仅是大众经验因果链最简单的表现，也是放弃选择未来的勇气最直接的表现。如果一定要提一些建议，不如说用“人生训练”代替“人生教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妥协。其实，它让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人生教练，从他们身上学习各种方法，不仅可以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可以让我们在未来的选择上更加勇敢、自信。

生活指导：一种认知行为方法书籍封面。

在迈克尔·尼南和温迪·德莱顿合著的《生活教练：一种认知-行为方法》中，目录分为十章。前九章介绍了不同的方法，包括“处理麻烦的情绪”、“制造问题与解决问题”、“克服拖延症”、“时间管理”、“坚持”、“面对批评”、“自信”、“承担风险和做决定”和“理解个人改变的过程”。最后一章是“把它们全部拼凑起来”。对于普通人来说，实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教练也可能无法实现所有九个方面。但至少，任何方面的任何进步都让我们站在时代的前沿，更接近齐泽克所说的“选择未来的勇气”。

生活教练所带来的复杂感受，似乎和人们对待宗教等神秘事物的态度如出一辙。一方面，人们认为宗教是一种幻象，它成为了一个颠倒的世界，把人们在现实中想看到的东西投射到了天堂。但另一方面，宗教也体现了一部分真相，它体现了现实的苦难，也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从这个角度看，生活教练也有两面性，他们是人们在面对当下时代的焦虑与迷茫时，希望逃离的“未来代理人”。但同时，他们也体现了人们生活中难以承受的重担，以及对这个时代安稳与稳定的渴望。生活教练的出现，无疑体现了时代对每个人的要求，要求每个人拥有更强的能力和对生活的信心，而这种信心的前提，就是要刻苦地“锻炼”自己。

本文参考文献：

1.Grant A M. 生活辅导对目标达成、元认知及心理健康的影响[J]. 社会行为与人格：国际期刊，2003, 31(3): 253-263。

2.Gordon B. Spence & Anthony M. Grant (2007) 专业和同伴生活指导以及目标追求和幸福感的提升：一项探索性研究，《积极心理学杂志》，2:3，185-194，DOI：10.1080/17439760701228896

撰文：王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