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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达时代:搭建泛非全传播体系,推动非洲媒体生态转型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媒公司“四达时代”在非洲的行动进行分析,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稳步推进的背景下,该公司通过不断布局,成功建立了跨网络、跨国、跨洲的数字电视网络传输平台,构建了泛非洲区域全传播体系。

文章指出,四达时代凭借“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和“万村千村”项目,把全球各类节目信号传送到在轨卫星上,再通过数字卫星直播和地面数字电视传输,传送到普通非洲民众的机顶盒和电视机上。这一“上天入地”的全通信系统,以低廉的收视价格、覆盖数十个非洲国家的通信网络,推动了非洲媒体生态的重大变革,也成为中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鲜明成果。

笔者认为,非洲数字经济与通信网络建设是各国发展对非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未来,中国通信基础设施企业、中国运营商、内容服务商、互联网平台等应加快在非洲市场的布局与合作,为非洲数字化进程贡献中国方案。

本文原刊登于《文化视界》2023年第6期,原标题为《非洲数字电视普及的中国方案——四达时代的非洲之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方案助力非洲数字电视普及

——四达时代的非洲之旅

“一带一路”能带我们走向何方?

我们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中心出发,经过一段颠簸的黄土路,像兔子一样上下颠簸,经过长途驾车,我们抵达了城郊的瓦卡里加村。短短十几公里的路程,耗时一个多小时,这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距离”的常识——普通人要享受到通讯(交通)技术的便利,需要太多的前提条件。村小学的教室里,孩子们正利用卫星电视设备和全新的投影系统收看当地的新闻。课间休息时,老师换了频道,屏幕上播放着周星驰的斯瓦希里语配音的功夫电影,教室里响起阵阵笑声和掌声。

基贝拉是肯尼亚中部的一个贫民窟,据说有几百万人口。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泥泞、污水横流的小路,走进一个被七八户人家围起来的小院。中国公司聘请的当地技术人员爬上屋顶,熟练地操作工具,安装卫星接收设备。“南南合作基金”支持的“万村通”项目,让数字电视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寻常百姓家。

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一座由中国公司架设的高大信号塔矗立在一个只有几排低矮建筑的院落里。电视台唯一的一辆转播车停在沙土路上,车上写着“中国援助”几个字。在略显狭小的演播室内,导演站在一块彩色大背板前向我们介绍道:与中国公司的合资合作,逐步实现了电视台从制播到传输的数字化转型,也实现了通过免费频道把国家的声音传遍坦桑尼亚城镇乡村的夙愿。

牵头在非洲多个国家建设电视网络的,是位于北京亦庄的一家名为“四达时代”的民营企业。他们从中国的数字电视改造项目起步,在“非洲大战”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看中了非洲电视市场。他们通过“数字电视整体转换”、“万村通”等项目,将来自全球各地的各种节目信号传输到在轨卫星上,再通过数字卫星直播(DTH)或地面数字电视传输(DTT)的方式,传送到非洲平民的机顶盒和电视机上。从基础设施到内容服务,其低廉的收视价格、遍布非洲几十个国家的传输和营销网络,推动了非洲媒体生态的重大变革,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的一大亮点。

本文作者率领研究团队于2017年、2018年、2023年三次到访东非四国(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调查媒体发展情况。行程中,作者拜访了各国信息通信部长、国家电视台台长,深入远离中心城市的郊区和乡村,与数十位电视用户、村长、小学校长、教师等进行深入访谈和小组讨论。希望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信息通信公司在非洲组网和传输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个综合现象,涉及信息通信普及、非洲数字经济发展、项目国信息自主性、中国对外文化影响等诸多问题。

▍包容能力的困境:中非电视合作的前提

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众来说,媒体消费仍是一种基础的、稀缺的资源。由于缺乏建设国家通信系统所需的大量资金,如何保障民众的通信权利成为非洲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困境。从国家广播电视通信网络到数字基础设施,从通信系统运营到媒体内容制作……在数字通信发展的背景下,非洲国家的基础通信能力始终陷入困境。

首先,非洲电力普及率低的现实意味着通信行业缺乏运营基础和发展用户的可能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21),撒哈拉以南24个国家的电力普及率不足50%,其中南苏丹的电力普及率仅为7.7%。坦桑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在非洲处于中等水平,但其电力普及率仅为43%至49%。即使是电力供应充足的南非,或者普及率更高(76%)的肯尼亚,停电也是常有的事。由于大型通信基础设施(如发射机和上行站)需要充足稳定的电力供应,这意味着在非洲投资这些设施还需要额外的充足发电设备,这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

其次,多数非洲国家尚未建成覆盖全国的广播电视传输网络,也无法完成国际电信联盟(ITU)发起的全面数字电视转换项目(以下简称“全面转换”)。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相比,清晰可靠、传输功率强、节省频谱、用途广泛,直接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化改造后,无线电频率利用效率将得到根本性提升,释放出的宝贵频率可直接用于网络宽带和移动数据传输。ITU最初要求各缔约国在2015年6月前完成全面转换,多数非洲国家也将广播电视数字化作为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但全面转换不仅需要建设庞大的传输网络,还需要具备长期的运维能力。以乌干达为例,为实现全面转换,乌干达政府于2015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18座发射台,总投资额达3500万美元。建成后,由于国家台站没有资金和运营能力,该国不得不在当年10月公开招标,寻找能够投资建设额外发射台(10座)并运营传输网络的合作伙伴。考虑到非洲国家实现过渡面临的实际困难,国际电联此后将过渡期限延长至2020年6月。但根据非盟的统计数据,非盟55个成员国中,仅有16个具备过渡能力。但这些国家的过渡过程也相当繁琐。其中,非洲媒体发展水平最高的南非早在10多年前就启动了过渡,但至今仍有350万户家庭未能按原计划完成数字化转型。鉴于此,国际电信联盟近期发布的《国际电信联盟2023-2025非洲区域倡议》仍将数字化转型列为非洲区域发展的首要目标。

与国家传播基础设施有限相对应的是非洲国家官方媒体内容生产能力受到严重制约。笔者调研时,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国家电视台各自只有一辆老式电视转播车,早年靠外部捐赠获得。这些官方电视机构的新闻制作和影视制作能力很低,甚至无法满足每日播出和黄金时段播出的需求,只能大量转播周边国家的内容。媒体行业的产值和人才状况也捉襟见肘,本土影视演员的月薪在300至400美元之间徘徊。由于缺乏覆盖全国的广播电视传输网络,这些国家电视台仅有的节目只能覆盖首都及其郊区,农村地区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国家传播能力之外。虽然这些国家都有相对发达的私有化媒体集团,但这些媒体之都并不愿意承担政府所期待的公共服务角色。可以说,国家基础通信能力建设、通信设备的连通性和可用性已经成为非洲通信能力建设的紧迫性和基础性工作。

这一状况也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视角。2008年奥运会以来,中国主流媒体外宣积极增加海外机构和人员,大量基于英语、法语等国际通用语言制作内容,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话语作出了不少回应和反驳。但这些内容的国际传播效果却遭遇了两个显著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在欧美发达国家,传播渠道和话语主动权完全被西方主流媒体和国外互联网巨头所掌控,“中国制造”的内容在西方“主场”既缺乏传播渠道,也缺乏话语竞争力。一些通过媒体投融资进入西方市场的尝试,由于欧美传媒业监管严格以及本土媒体的“恐中症”,往往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中,中国主流媒体与当地官方媒体的内容交流往往局限于官方层面,缺乏人文交流的广度,项目化交流也缺乏长期可持续性。非洲国家较发达的私有化媒体(如肯尼亚、南非)通常与英、法、美等国际传媒资本关系密切。在非洲,不仅“中国故事”的传播空间有限,中国媒体公司也被当地传媒集团视为瓜分非洲市场的祸害。这与中国在非洲大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鲜明对比。

无论是中国的国际通信,还是非洲国家的本土通信,都难以解决普遍覆盖的问题,这鲜明地体现了全球媒体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从直播卫星到传输网络、从广电产业到数字平台、从新闻宣传到影视消费……非洲国家需要具有普惠能力的“全通信体系”。从中国的角度看,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在非洲国家开展数字电视通信工程建设和运营不成问题,国际通信需求十分旺盛。在这些前提下,中非数字电视合作空间巨大,中国企业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初步验证了全通信体系的本土化价值。

▍打造泛非洲数字电视全播出体系

2008年前后,总部位于北京的民营企业四达时代开始大规模进入非洲国家的电视市场。非洲地广人稀,互联网接入率低,入户成本高,有线电视需求不足且缺乏可行性。因此,公司将主营业务定位在地面数字电视传输(DTT)和数字卫星直播(DTH)上。前者依靠地面发射机对周边信号进行有效覆盖,投资相对较小,用户收视费相对较低;后者覆盖面积大,传输容量大,适合大规模泛非洲通信的实际需要,用户收视费相对较高。二者地空协同,可保证广播电视信号的全面覆盖。

经过多年持续投入建设通信基础设施,并依托中非基金和两笔优惠贷款提供的中非政策机会,四达时代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建立起完善的通信体系,服务各国发展。

一方面,通信基础设施层面,实现了直播卫星、节目转播、地面数字电视传输等设施建设。其中,直播卫星平台可覆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5个国家、约9.3亿人口,地面数字电视平台覆盖主要城市约3亿人口。为保证卫星传输,公司依托全球16个地球卫星上行站,将在北京翻译的节目和非洲各国节目中心收集的地方频道节目上传到卫星。为保证地面覆盖和用户接入,公司在非洲建设了300多座地面发射机。其中,公司在肯尼亚的23座地面发射机,覆盖了该国90%的人口;在乌干达的10座发射机,投资超过4000万美元,覆盖了该国60%的人口。为克服电力供应问题,每台发射台都配备1至2台发电机(例如尼日利亚是我国在非洲主要的节目制作中心和发射站点,但该国部分地区没有24小时通电),机房则是在国内加工后运到当地的集装箱。

另一方面是电视节目的传输和网络平台建设。基于以上体系,中国公司已在21个非洲国家开展数字电视运营,成为泛非地区的主要内容提供商。其内容传输平台通过购买国际频道、自建频道和传输本地频道,拥有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伊博语、约鲁巴语、中文等11种语言的近700频道节目内容,并建设了自己的平台APP。公司数字电视用户和互联网移动用户已达4400万,国际社交媒体粉丝超过1500万。以此为基础,公司成为目前非洲唯一一家拥有节目转播平台、地面电视平台、卫星直播平台、互联网视频服务四大平台的运营商,并且是非洲唯一一家在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三大语区都支持数字电视业务的平台。

在逐步构建这套“通天地”的全通信体系过程中,其对于非洲国家通信能力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的效益逐渐显现,并在通信基础设施、广播电视升级、数字化转型、文化包容、教育科普、人才储备等诸多方面逐步助力非洲国家。

首先,中企的通信基础设施项目与非洲国家开展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紧密结合。在四达时代的参与下,坦桑尼亚是非洲第一个完成数字化转型的国家。转型前,当地电视台只能考虑建设昂贵的传输塔来实现数字化传输。转型后,坦桑尼亚当地频道只需利用四达时代在当地建设的广电传输网络和信号传输平台,将自己的节目传输给用户,节省下来的成本可以用来提升内容制作能力、培养媒体人才。为此,该公司获得了坦桑尼亚政府颁发的“数字化转型贡献奖”。如今,转型后的频谱红利逐渐释放,空出的频段可以通过拍卖等方式交给电信运营商,直接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兴媒体市场和数字产业将有建立和兴起的可能。为实现转型,非洲各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为贫困家庭购买数字机顶盒提供补贴等。如今,四达时代已协助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布隆迪、卢旺达等国政府完成数字化转型,并与尼日利亚、贝宁等21个非洲国家签订了数字化转型合同或达成合作意向。

二是中国企业以优惠、低价进入市场,打破了非洲现有的数字电视市场格局,以普惠的方式促进了非洲人民文化权利的保护。长期以来,非洲数字电视市场被少数几家电视运营商垄断:CANAL+(法国公司)、Multichoice(拥有DSTV和GOTV的南非公司)、Zuku(美国Liberty Global集团旗下)、Azam(坦桑尼亚Bakeresa集团,主要面向东非)等。这些公司只针对消费能力突出的高端用户,主要提供价格昂贵的DTH服务。几家运营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用户总数常年保持在1000万左右。数字电视只是少数富人的奢侈消费,市场发育水平较低。

2008年,四达时代开始提供低成本的DTT服务,2014年开始提供DTH服务。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了“万村通”数字电视普惠项目,该项目旨在为非洲国家的1万个村庄提供卫星数字电视信号,四达时代成为该项目的实施者。这个项目为这家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各国广电行业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机遇。截至2022年12月,“万村通”已在21个非洲国家顺利完工,覆盖非洲9512个村庄,直接受益户数超过19万户,覆盖人口近1000万人。

在中国企业进入之前,东非用户要收看数字电视,需要花费200多美元购买机顶盒等终端设备,最低端的基础节目包月费约为47美元(ZUKU、CANAL+、DSTV等高级节目包月费高达近200美元)。作为参考,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区一个相对富裕、商贩众多的村庄,一个家庭的月收入为5.5万肯尼亚先令(约366美元)。四达时代提供的机顶盒只要20美元,最低订阅费为3美元/月。2018年,四达时代在乌干达发展了130万用户,市场份额超过70%。肯尼亚信息、科技和通信部秘书凯瑟琳·格塔奥表示,中国媒体基础设施覆盖的地区正是本国媒体没有覆盖到的地区,欧美国家也不愿投入。在中国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原本只提供昂贵DTH服务的Multichoice集团被迫在2013年建立DTT项目,与四达时代争夺地面电视用户。肯尼亚完成转型催生了大批新增数字电视用户,为了抓住向这些用户销售机顶盒的短暂机会窗口,竞争对手使出了购买四达时代机顶盒然后销毁的经营策略。由此可见中国企业给市场格局带来的冲击。

三是中企泛非传输网为当地频道提供节目传输服务,帮助各国构建国家传播能力、社会认同和媒体内容制作。由于通信基础设施匮乏,非洲国家国家台长期以来只能在少数城市地区传输节目。中国的“万村通”和四达时代的参与改变了这一局面。乌干达“万村通”提供的公众免费节目包共有20个频道,包括10个地方频道,涵盖乌干达国家台新闻频道、地方宗教频道、地方娱乐频道。此外,还提供国际少儿频道、部分中文频道(如CGTN、CCTV-4)以及四达时代购买并翻译成当地语言的电影频道和体育频道。此外,四达时代传输平台收录的当地优质频道也长期位居收视率榜首,如肯尼亚公民电视台、乌干达桑尤卡电视台、坦桑尼亚曼波电视台、尼日利亚Channels电视台和Wakaati电视台等。这些地方频道可以为公共电视服务的发展、培育地方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提供支持。

除了传输服务,中国企业还通过合资、联合主办娱乐节目等方式,直接支持当地广播电视行业的内容制作。例如在尼日利亚,四达时代出资购买当地节目,提供给Orisun频道,由Orisun频道负责策划、编播,并分享广告收入。再如,乌干达当地频道Sanyuka TV播出的节目,就是由当地节目和四达时代翻译配音的中国影视剧组成。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非洲本土语言种类繁多,观众英语/法语水平有限,对当地语言有特殊的偏好,四达时代为此开展了大量的配音工作。如今,公司拥有32间可容纳200人的配音室,年节目配音生产能力达1万小时。

第四,以数字电视普及为基础的“万村通”项目直接推动了20多个非洲国家农村教育的普及,中国公司提供的其他项目也进一步丰富了非洲人民的文化生活。电视的普及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当地民众的文化素养,提升全社会的信息普及和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是对儿童教育的直接支持。除了家用设备外,“万村通”项目还在各村公共场所部署了广播设备,最常见的安装地点是小学。肯尼亚一家靠卖纺织品为生的小贩家庭,在“万村通”之前只能收看一套当地国家级电视节目。安装“万村通”设备后,可以收看免费节目包提供的37套节目。他家每晚都会聚集附近的孩子们。接受采访的乌干达农民希望给孩子看更多的动画片、教育类节目,希望了解水稻种植、农活技能等农业知识,愿意为孩子订阅更多的付费节目。

第五,泛非全传播体系培养了大批传媒专业人才,改善了当地员工的生活条件。为保障体系对设施维护、媒体公关、内容运营、影视配音、营业网点、客服中心、现场售后维护等全方位、日常的运营需求,中方企业开展了大量技术培训。四达时代在20多个运营国家拥有5000余名当地员工,当地主管也以当地人为主。如乌干达分公司共有员工309人,其中乌干达员工297人,女性员工占比25%。肯尼亚分公司员工总数700人,其中97%为当地员工,中层管理人员全部为当地员工。虽然这些员工的绝对数量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并不突出,但这些专门人才的成长对当地传媒行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这些具备媒体管理和内容制作能力的从业者将成为非洲广播电视行业以及未来数字产业的重要后备人才。

第六,跨国数字电视基础设施网络满足了非盟泛非合作的期待,为非洲各国互联互通提供了可能。四达时代北京总部已接待了数十位非洲国家元首,2018年公司举办“非洲数字电视发展论坛”,邀请了非洲、亚洲49个国家广电部门领导出席。随着数字电视覆盖率和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数字电视网络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区域发展价值将逐步凸显;随着非洲移动设备使用量和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升,数字电视产业与互联网信息服务将进一步融合。

▍中非通信产业合作如何行稳致远?

在中国 - 非洲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媒体公司通过连续的布局建立了跨网络,越野和跨联盟的数字电视网络传输平台,并在泛非地区认识到了这一官员的官员。她对物质事物的更加关注,而南南合作基金会带来改变 - 更加关注精神需求。”她还说:“中国公司的优势之一是,他们在没有政治条件的情况下谈论业务,并且可以通过沟通和咨询来解决问题非洲获得衷心的认可。

当然,这种完整的沟通系统的施工过程并不完美,也不顺畅:许多非洲国家尚未完成他们的数字化转型,并且在实施沟通项目中已经遇到了许多实际困难,需要更深入的文化合作。

首先,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非洲国家的主观性和实际需求。将来,中国媒体公司应充分,深入了解非洲国家的实际需求,并在尊重每个国家的主观性的前提下促进投资部署,这将有助于形成更深入和持久的合作。

其次,相关部门应将对中国资助的企业的动态跟踪和解决问题的支持不仅仅是商业项目。很困难,它不仅会直接导致项目的搁置和经济损失,而且会损害中国企业和中国形象的海外声誉。

第三,与我国家的官方媒体相比,我们应该优化国际沟通资源和政策分配机制,并全力以赴,一方面,私人企业的私人企业的优势是在国际沟通方面具有重要的不同,而私有企业的政治限制则差异很大。

非洲的数字经济和沟通网络的建设是国家与非洲建立关系的重要入口处,因此在2022年底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包括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和美国进出口国际企业(EXIM)(EXIM)的部门,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发展和数字授权。 。尽管自2015年以来,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CMII)一直在测试其非洲业务,但在230个海外网络服务访问点中,有20个位于非洲,主要集中在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少数国家 /地区的企业竞争中,与其他人的竞争竞争。电力公司,中国运营商,内容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平台应加快其在非洲市场的布局和合作,并积极为非洲的数字化过程贡献中国的实力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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