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苏丹红”之称的于丹,近些年人气越来越高,她到处演讲,到处登台表演,在被赞为学术超女的同时,也被调侃为娱乐明星。她很会说话,孔子、庄子、文化、诗词、艺术、武术,她都讲;杨柳飘飘花飞,世间繁华,云雾缭绕,月落乌鸦啼;她讲惊天动地,黄河之水滔滔;她讲掌声不断,骂声不断,圈粉无数。爱她的人称之为心灵鸡汤,恨她的人称之为文化砒霜。
但在我看来,爱者与恨者都没有切中要害,因为她的鸡汤只温润如玉,内里却毫无,她的砒霜剂量还不够大,远没有到要人命的程度。她只是一个年少狡猾的姑娘,在一个叫做文化的秋千上荡着。她看似玩得很开心,其实并不轻松,因为秋千不是她的,是主人的,她怎么荡,全看主人的心情。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她所有的谈话里,天上地下、古今中外,几乎无所不包,唯独缺少的是那份发自内心的真诚。
为什么说她不真诚呢?因为她总是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把事情搞得神秘莫测。比如为了证明孔子没有歧视女性,她就把孔子那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中的小人说成是小孩;比如说中国武术以气为剑,杀人于无形,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甚至关公大战秦琼,还把中国伦理道德拿来与西方宗教对抗,仿佛西方没有伦理道德,中国没有宗教。她难道不懂吗?绝对不是。因为她挑战和忽视的都是一些常识,连中学生都知道,她一个学术超女怎么会不知道呢?那她为什么这么任性,这么明目张胆地胡说八道呢?这里有棉裤,我们不用找,它们自己会送上门来。
我们来看看她在中国文学研讨会上讲的一个禅宗故事。
她说,古时候有个混混以八两银子一块的价格买三块布,付钱的时候却说“三八等于二十三”,而不是“三八等于二十四”。混混还拿自己的脑袋当担保,说自己说对了,只愿意付二十三两银子。一个小和尚出来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等于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丢掉帽子。大家一时糊涂,就来找小和尚的师父老和尚,请他来评理。没想到老和尚沉吟片刻,说三八等于二十三,混混说对了。混混不但拿走了三块二十三两银子的布,还从小和尚手里得到了一顶帽子。老和尚因此被人瞧不起。 小和尚自然是义愤填膺,一直质问老和尚为什么说三八等于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觉得那个歹徒的头重要,还是你的帽子重要?他拿自己的头跟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等于二十四吗?
这就是于丹讲的禅故事。但是,这是禅故事吗?禅是什么?是人生的奥秘。然而,听了这个故事,你根本就不明白人生的奥秘,而是人生的庸俗。这其实是一个无赖得逞的故事。没有禅意,也没有机遇,因为这不是来自历史沉淀、经过千锤百炼的真实故事,而是于丹自己编造出来的假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型几乎人尽皆知,是一个关于愚昧无知的故事。据说,两个人因为争论三八是二十三还是二十四而打了起来,打架的事闹到了县令那里,结果,主张三八是二十四的那个人被县令打了一顿。主张三八是二十四的那个人自然很不满,自问自己明明是对的,为什么还要挨打。 县令说,他三十八岁了,二十三岁了,你还跟他争,我还能打谁呢?这个故事的意义无疑是积极的,告诉人们,不要跟脑残的人争,不但毫无意义,还会拉低你的地位。
但是于丹的故事极其拙劣,因为它经不起丝毫的推敲。首先,花钱买东西,有实物在,有争论,就直接详细算账,没必要用乘法口诀来判断谁更厉害。其次,请一个智者来评判,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智者没有权力。就算智者说三乘八等于二十四,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想象不到一个匪徒会听从真理。总之,按照这个故事的逻辑,匪徒只能赢,毫无悬念。在这里,于丹干脆把一个贬低无知的故事改编成了一个歌颂无耻的故事,这哪里有禅意啊!
如果只是个故事,讲得好不好无所谓,但于丹却很自豪这个瑕疵颇多的故事,是宝藏。她表示,自己经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外国人听,就是为了告诉他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她还说,外国人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个故事却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美丽。有时候我们的文化可以是3823,而不是3824,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不知道别人听了会怎么想,反正我就是觉得恶心想吐。因为在她的故事里,3823代表的是赤裸裸的无耻和流氓,而老和尚所谓的生命关怀,根本就没有可靠的基础,只是一种道貌岸然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无耻和流氓。但她却语重心长地宣称: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她不学术,她虽然一直混迹于学术界,但是她从不鄙视学术,一旦有人说她不学术,她绝不会反驳,只是说这是她的经历。看,经历,回答得多么艺术,你还能说什么?还有,你千万不要说她胡说八道,因为她所有的胡说八道都透露着一种精明,就是在逃避和讨好现实政治。比如,在谈及雾霾时,她对雾霾形成的原因以及雾霾对国家乃至人类的危害闭口不谈,只是建议大家关上窗户,保持一颗平常心。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面对社会问题,她却要求大家修身养性,这不是很可笑吗?而且,孔子说“兵足粮足,民信之”。“信”字明明是信,就是统治者要取得人民的信任,但她却说是信,就是要让人民相信国家。 她这样对古人大动干戈,颠倒黑白,到底想干什么?很显然,她不是在搞学术创新,而是在讨好她认为应该讨好的人。这里看不出她的诚意。还有,她谈起中国文化时,喜笑颜开,说这个好深奥,那个好棒,没有提出任何批评,也没有提到任何铁的事实,因为现实政治主张的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既然文化需要复兴,那么需要复兴的文化自然是好的。所以她说中国文化好,并不是她真心打心底里觉得好,而是她知道现实政治需要她说好。但一时冲动,她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化好在哪儿,也不在乎逻辑的检验和道德的筛选,只是草草地编了一个故事,打着关爱生命的幌子,拉了一个流氓来充当中国文化的精髓。 实在是太诡异了。
不过这个故事虽然烂,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于丹这个文化超女的文化根基,故事里的匪徒,无论怎么看,都像极了于丹本人。于丹其实就是那个贱人,一个不要脸、自鸣得意的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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